最省力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一直沉默不语的张绍仓掏出老花镜，含泪念了长达4页的悔过书，他的这份悔过书竟大段抄袭自《检察日报》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

最牵强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他曾在忏悔录称“自己犯罪是由于组织未能及时提醒”：“我曾经有过美好向上的追求，也想做一个纯洁高尚的人，没想到如今却沦为一名罪孽深重的阶下囚。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最文艺

湖北省黄冈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长，黄冈市总工会原主席操尚银(副厅级)，近日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并当庭悲痛地宣读了自己写的忏悔诗:“忘其宗旨，触其法律，悔其自己，伤其亲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做其新人，以示后戒!”

最冗长

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为死缓的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谢明中被反腐之剑斩落马下后，颇有文才的他，写了长达４１页的忏悔书，可算创了贪官忏悔书最长的记录。

“忏悔体”：格式内容大同小异

近年内容大同小异的贪官忏悔书已渐成“应用文体”，不外是怀念着昔日风光，抱怨着官低俸薄，诿过于他人诱惑，祈求着组织原谅；反思时则一味谈世界观，未认错先自述功劳大，求饶时把“洗心革面”的老调反复重弹，字里行间却嗟叹着运气差，透露着不服气。 [>>详细]

工作前期必定是对金钱没有太多想法，后来必然是因不受监督和约束而逐渐迷失坐标，最终成为了金钱的俘虏。其实，这样的内容早已是老生常谈，王廷军现身说法的内容也概莫能外。再加上穿插其中的“贫困家庭长大”、“忽视世界观改造”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俨然就是贪官忏悔书的规范版本，完全具备了所谓贪官忏悔“七大理论”、“九大类型”中所罗列的诸如“本质不坏论”、“出身贫苦论”、“环境使然论”等诸多因素。 [>>详细]

理由：都是世界观惹的货？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不少贪官位高权重，浸淫政坛多年，对制度上的漏洞应洞若观火，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此“选择性回避”，把贪腐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对世界观改造不够。这让人心生疑窦：贪官们果真是这样认为，还是因为这样的忏悔简单、廉价、万无一失？假如能够重来，他们真的会认真从头改造世界观吗？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说，贪官们即便丢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世界观，都没有公开鼓励贪污，都以贪污为耻。因此，对世界观一变就贪污的所谓“忏悔”，不能不存疑。 [>>详细]

对已判之罪的解释不叫忏悔

当一切都被揭穿以后，当一切犯罪证据都被司法机关掌握以后，贪官们已经没有反驳和逃避的后路，除了忏悔能够赚得几分同情以外，也再别无选择。这样的忏悔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忏悔，而是“事后忏悔”，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的忏悔”，一种“罪恶”昭然若揭后的“次优选择”。 [>>详细]

来自灵魂的忏悔

说到忏悔，我们自然会想到卢梭的《忏悔录》和巴金的《随想录》，那种对自我灵魂的剖析，以及对自己内心深处污诟的挖掘，才是真正的忏悔。而贪官的忏悔呢，据有人总结，贪官忏悔有七大理论九大类型。所谓“本质不坏论”、“出身贫苦论”、“环境使然论”等等，就比如现在这个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他就属于“曾经廉洁论”。看看这些大同小异的忏悔录，只能说它很廉价，而指望这些廉价“忏悔书”来反腐，恐怕又是一个“天方夜谭”。 [>>详细]

对体制弊病的反思

贪官们在忏悔书中不约而同地选择回避的，也许正是腐败高发的症结所在。如果不从根本上堵塞制度漏洞，就无法让落马贪官们不自认倒霉，停止牢骚，真心悔过；就还会有无数种原因把自认“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的文强们拉下水。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 [>>详细]